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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止住笑,秦時竹翻開下一頁稿紙說:「那我繼續說下去吧,中產階層主要是城市中有專業技能或特殊技能的人,一般收入中等,可以維持小康水平,但依然面臨著淪為無產者或半無產者的危險,例如教員、政府低級職員、會計等等,他們一方面努力希望向上等階層*攏,一方面又很害怕淪落下去;
資本家階層可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民族資本家部分,主要是國內興辦實業的企業家和大商人,比如張謇,又比如我岳父(秦時竹說到這裡,大家都點頭,心想,他要不是就沒人是了)一般而言,他們掌握了比較雄厚的資本,興辦了一批產業,有一定作為,雖然與列強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依然能夠在政治上保持獨立或基本獨立;
買辦資產家部分是指與外國有比較密切聯繫的企業家和大商人,他們的經濟勢力和科技水平主要建立在勾結列強的基礎上,他們雖有一定的獨立意識,但只要列強一緊逼,很容易動搖、退卻,甚至反過頭來對付自己的同胞,他們往往從屬於一個或幾個外國主子,如果看到他們也反對列強,那肯定是和他們主子之間有仇的那一部分他們是列強在中國的代理人,如盛宣懷等人;
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之間的關係很難劃分清楚,具體到某一個人往往會變動、轉化。隨夢小說網 http://m.suimeng.co/甚至會有兼而有之地特徵,但大體區分還是比較明顯的。
本來,官僚階層是中國社會一個獨特特徵,士、農、工、商的傳統分法就單獨列舉為一個階層。但我以為,從前的分法大都以職業為劃分,並不能反映其經濟地位,故而讓人費解。官僚階層本身也分層,其下層,主要是供職於政府地普通職員或低級官員,無特殊技能。如衙役、捕頭等,可以劃入農民階層;中層官員,有一定專業技能,收入尚可,經濟地位與中產階層相仿,如文書、師爺等,故可以歸入此一階層;上層官員,一般地位較高,經濟實力雄厚。有一定能量,我把他歸入地主階層和資本家階層。在現實中,也常常可以看見,很多官員在朝時是官僚,在野時是地主,兩者的身份結合體現得極為明顯,地主階層中那些窮奢極欲、腐化墮落的,往往也是這批人。因為他們的錢財大都來自於貪污受賄,錢來得方便,花錢自然也大方,象袁世凱就是大地主,一人娶十幾個姨太太」眾人哄堂大笑。
「官員中有部分比較開明,將自己的資產轉移到新興實業中去,由於他們掌握政權。有地位、有實力,各方面人際關係嫻熟,慢慢地從地主變成了資本家。有些嚴重依賴國家政權和外國勢力,那就是買辦化的資本家,如盛宣懷,既是郵傳部大臣,又是輪船招商局的董事長。那些官督商辦地官員。比如象周學熙那樣。一開始也有買辦色彩,但逐漸逐漸演變成民族資本家了。在我們東北。禹部長就可以算是民族資本家階層出身。」
「復生兄,我個人感覺,有些人身上不僅有一種身份,甚至可能有兩重。」袁金鎧說,「就拿沈先生舉例,他不僅是地主階層,同時也是資本家階層,這個您做何解釋?」
「一個人歸入於哪個階層,並不是說他和哪個階層沾一點邊就屬於哪個階層,而是看他主要的經濟地位屬於哪一個階層。」秦時竹說,「以我岳父舉例,這些年錢是越來越多了,但地卻沒有多起來,甚至更少,因為都用來辦實業了,他雖然也帶著地主階層的特徵,但主要的經濟地位是在資本家階層。」
張榕問:「從都督這個分法來看,似乎還有按職業區分的痕跡,比如,在農業是農民和地主階層,在工業是工人和資本家階層,只不過是成對出現,而且將士這個階層取消了,您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個結論大體不錯,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夏師長的丈人辦了墾荒公司,雇了一堆人開荒、種地、賣大豆等農作物,從事的也是農業,但他就不是地主階層,或者說他的主要經濟地位不是地主階層,而應該是資本家階層。他所僱傭的農民,應該算是產業工人中地農業工人。」
「都督的分法很不錯,不僅獨到而且準確,但這個分法有什麼意思嗎?和我們的黨綱、黨義有什麼具體聯繫?」
「為什麼要這麼區分,就是要探究社會不公、不安究竟產生於何處。除了清朝這一代,大家說說歷朝歷代滅亡的真是原因是什麼?」
大家紛紛討論起來,不外乎農民起義、外族入侵、內部權臣政變等等。
秦時竹說:「中國古代,歷來就是農本經濟,多小農,即使有商人也是崇本抑末,發達不起來。這麼多王朝為什麼會亡,我看根本問題就出在農民身上。清朝有句話我覺得說得不錯,清之天下,非得自於明,而得自於流寇,是李闖王打進了北京城,逼得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可李自成為什麼會造反?中國的老百姓不到活不下去,是不會造反的,官逼民反時早已是苛政猛於虎了。」
「據明史記載,主要是陝西大災,明廷不但不減稅,反而繼續加派賦稅,百姓苦不堪言,所以才紛紛起來造反。」左雨農說,「特別是為了和滿族開戰,加派三餉尤為苛刻。」
「這只是表象,中國歷代的興亡,其實可以從土地兼併上找出原因。每個朝代前期,土地兼併之風還不是那麼厲害,故而天下可得安生,中期以後,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賦稅卻越來越加於農民身上,地主大都有權有勢可以不繳納,而農民就只能饑寒交迫,他們無奈之下,或者逃亡,或者依附於地主。但朝廷的賦稅是不會減少地,這些空額就只能由其他農民繼續承擔,好比一村本來有100戶納稅,後來變成了50戶納稅,納稅的人少了,稅額不少,等於每戶的份額就多了,更加刺激其餘的農戶流亡,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是天下大亂,造反蜂起,然後就是打仗、死人。待建立一個新的王朝後,人口減少,有些地主死於大亂,他們的田地又可以重新分配,這個兼併的矛盾暫時得到緩解,等太平日久,又開始新一輪地兼併,然後再大亂如此周而復始,形成一個怪圈,每個王朝開頭都是政治清平、社會安寧、百姓可得溫飽,到末期卻都免不了民不聊生」
「都督的話真精闢。」左雨農不好意思地說,「我原來總以為是開國皇帝知道百姓艱辛,故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然而他們子孫不像樣,所以天怒人怨」
「從都督這個意思來說,土地兼併是治理不好的嘍,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再世,是不是面對崇禎末年這種情況恐怕也無能為力?」袁金鎧問。
「一個好皇帝和一個壞皇帝相比,總歸對人民是有所好處,如果崇禎末年李世民為帝,明恐怕不會亡得那麼快,但人終究有一死,李世民的子孫不可能都象李世民這樣能幹、英明,這個王朝總有亡的時候。」
「所以我們要實行共和、憲政,傳賢不傳子,可以保證天下安寧。」張榕感嘆道,「沒想到為什麼要革命這個道理經過都督這麼一說,變得如此清晰。」
「我說這個,主要目的還不是為了解釋革命。」秦時竹說,「你們注意到沒有,各大列強自己也有農業,也有農民,他們也有土地兼併,為什麼他們就不亡國呢?」
「主要是*掠奪我們,且不說鴉片戰爭,光甲午一戰,賠了小日本二萬萬三千萬兩白銀,一下子就等於日本本國近十年的賦稅收入,辛丑條約賠得就更多了。」
「不完全對,列強之所以發達,之所以不怕土地兼併,是因為他們發展了實業,或者說工業。」秦時竹認真地說,「一國地土地終究是有限地,這個不大多得起來,但人口卻是年年增加,大家如果都擠在一起弄飯吃,遲早要出亂子。你看現在無業流民這麼多,就是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幸虧現在革命,如果還象洪秀全一樣,登高一呼,萬眾響應,這些流民就會都投身進去,造成地破壞力相當驚人。發展實業,就可以吸納眾多的勞動力,一方面減輕了社會壓力,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大量的財富。試想,一個占地一千畝的煤礦,如果是農田,那五十戶人家耕種還是緊巴巴的,但這麼大的煤礦如果用來挖煤的話,起碼得雇5000人才夠;又比如一塊20畝的荒地用來開紗廠,可以吸納1000以上的工人,創造的財富何止種田的千倍?全國除了我們東北還有西北,哪裡還有多餘的地方讓農民開墾?時間一長,天下又得大亂。」